从民间土法禳疫到中西医联合治疗 鄞州历史上的疫病防控

  • 日期: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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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病流行,绵亘古今。传染病在鄞州历史上也不少见,官方和民间亦都有防疫之举,为控制、降低、减少疫病流行作出了各种努力。有些举措,时至今日,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上世纪20年代华美医院外景。

  古代鄞县 防控疫病及做法

  考察鄞县的历史文献,在古代常有疫病暴发,危及人民生命。据文献记载,自汉代至清代前中期就暴发十多次疫病。比如,鄞县人徐时栋在《烟屿楼文集》中曾说:“嘉庆季年,民大疫,欧泄霍乱相随属,中者立死。”上述史实表明嘉庆末,鄞县城区暴发过霍乱疫病,危害甚重,导致不少甬人死亡。

  但考察古代的防控疫情,可以看到面临疫情威胁,鄞县先人能采取一定的行之有效的防控疫病办法,主要是:

  一是用药物防治疫病。据《桃源乡志》卷八《纪异志》记载,东汉(25-220)时,鄞地之林村,有过疫情。当时,山东琅琊人黄瓘(字伯玉)寓居公式(鄞)西林村,施药救人,后封为灵佑侯。《桃源乡志》云:“昔侯施药于民,绰有神效,其女儿黄姑,传父之术,及侯卒,恳药与黄姑者,乃以侯祠香火尽付之,罔有不验。”民众建昭惠庙,专祀黄姑。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鄞县发现疫情,民众用黄柏枝叶煎汤治疫病,因为黄柏枝叶有清热解毒之功效。《桃源乡志》云:庆历间,桃源大疫。昭惠庙灵佑侯黄公一日托巫曰:“瘟疫吾境,可令汲井水,采柏枝叶,煎汤饮之,可无虞。寻采叶,数日即尽。”尽管有神化,但表明桃源乡民众用黄柏叶防治瘟病事实。

  二是改善环境卫生。环境卫生改善是可以防控疫病的。崇宁三年(1104),北宋政府下诏浙江诸州县择高旷不毛之地建置漏泽园,由僧侣管理。鄞县在是年设置,把寺观无主棺材及暴露遗骸统一葬入其中。当时于城南柳亭建漏泽园,院僧主之,收殓无主尸体,防止疫病蔓延。

  三是对疫病开展研究。防控疫病一个重要内容是对疫病开展研究。宋代鄞县人楼钥,通过疫情研究认为城镇发生流行性传染疫病的原因是严重的环境污染所致,明确指出:“污秽停滀,气壅不宜,多起疾疫。”尤其是嘉庆年间(1796-1820),鄞县出现天花、麻疹等传染病,危及民众。鄞县人开展医学研究,开始防控天花、麻疹等疫病药物。此外,鄞县袁氏、沈氏、虞氏有治疗瘄(麻疹)抄本,其论症辨状甚为了然,对疹用药亦极详慎。比如,道光八年(1828),鄞县袁氏撰写《原瘄要论》,刊刻于世,对于防控麻疹有一定效果。近代着名医家曹炳章读了该书就认为“各论治法,卷帙虽小,确是家传心法”。为防控天花、麻疹传染疫病起到不少作用。

  上世纪40年代鄞奉公益医院(地处今奉化方桥)化验室。

  近代鄞县防控疫病及做法

  近代,由于战争和灾祸的频发,疫病时有发生。为抗击疫病,鄞县宁波防控工作有所加强,尤其是西医业兴起,医疗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鄞县疫病防控取得一定效果。与古代相比较,近代鄞县防控疫病出现了新变化。

  在晚清,鄞县防控疫情进入较快发展阶段。因频繁战争及灾害,疫病经常出现。但起先民众受陋习影响,不少人相信求神拜佛可以消除疾病。同治十三年(1874),鄞县大疫,东乡尤为严重,民众相继死亡,连医生也不能幸免。当时疫病流行之时,四处出现流言,民众十分惊慌,人们只能通过建坛庙、念观音、贴门府等方式来达到禳疫的目的。

  光绪十三年(1887),鄞县城区暴发霍乱,疫病致使大批甬人死亡。浙海关税务司墨贤理对此有过记述:“每年都发生霍乱案情,人数或多或少都是致命的。而在1887年的疾病,发病比例惊人,单宁波府一地夺取生命约2万人,对霍乱流行的恐惧常在……据说瘟神是主管霍乱的,将他抬在精雕细刻镀金的轿子里,前呼后拥着乐队、旗队、红布金箔的蜿蜒如长龙,多高抬活人造型,步行和骑马的穿着戏装,望不断的长型人群服饰华丽,图案奇特。这些游行队伍持续好几天,成千上万从四周乡下几里路外拥至宁波观看,这样对瘟神的膜拜似乎永远不够,但如霍乱病稍有减免,这一切将归功于这种游街队伍。”从墨贤理的这段话当中,呈现一个信息,即近代开埠不久,鄞县人还缺乏卫生意识,防控疫病意识较差;但是鄞县城区江北岸外国人居留地内民众对霍乱等疫病有一定防控意识,主要是用西药治疗疫病。当时一些学人已经看到了西医在治疗疫病中作用,主张用西医、西药抗击疫病。陈训正曾指出:“邑之人始之阴阳五行之说不足以去疾疫,稍稍向用西医矣。顾其时西医惟鄞有之,路辽间数十里,急遽不可得,患者往往失致死。”尽管当时宁波西医治疫的力度还不足,但已经说明甬上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中西医联合治疗霍乱等疫病重要性。

  宁波“细菌战”后防疫人员在消毒。

  其实,对天花、麻疹之类传染性疫病当时已经进行针对性治疗。鄞县郑三氏治瘄,且讲求医德,对富见巨室酬以金则收,至于孤寡贫苦之人,见疫必为治,不但不收费,而且为其出药资。郑行彰行医30余年,每当麻疹盛行时,他奔走诊治,殆无虚日。同邑陈某亦精治疗麻疹,撰《治疹书》10册,辨证用药,其同乡应统枚跟陈氏学医,也精于治疹,将历年来的治疹心得着成《治疹数略》1卷。鄞县的痘疹世医还有邵诚苍,着有《痘疹一权书》2卷,这些高明的医家及其医学成果,对鄞县防控天花、麻疹等疫病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然,甬上治痘已以牛苗引种之法为主,痘的危害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至于治疹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鄞县人郑行彰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擅长瘄科。他说:“尝慨治瘄之书,古不多见,非痘有传苗之法,可调治于未然,瘄则尽由天令,难预防于未事。医家临症,往往束手,大多脉以其为婴孩也而委之儿科。儿科又以其类痘疮也,而委之痘师。世俗不察,遂谓痘瘄柑通,治痘之医即可以治瘄。虽痘瘄均属胎毒,而不知痘出于五脏,脏属阴,阴主血,故痘有形而不浆,其症多实热而无寒。痘以稀疏为贵,瘄以透密为佳。痘以气尊血附美,瘄以肌凉解为少。痘忌汗泻以泄气,瘄喜衄而分消。二者相去径庭,其不同若水火然。今责治痘者以治瘄,是责大禹而使掌火、伯益而使治水也,谁之过欤。”在这里,郑行彰批评世医混淆了痘瘄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病症,以及责人以痘治瘄的错误理念。

  特别是鄞县城区江北的外国人居留地,不少百姓相信西医治疗疾疫病的作用。他们开始接种疫苗,相信西药、西医。光绪二十八年(1902),约有6000名病人到西医诊所、医院治病,包括天花、麻、白喉等传染病,到了宣统三年(1911),则有名病人上医院。其中有1000名婴儿种痘。

  进入民国时期,鄞县疫情依然存在,流行较广的传染病、地方病有鼠疫、霍乱、天花、伤寒、白喉、猩红热及血吸虫病、麻风病等20余种,患疫死亡者众多。1931年至1934年,患法定传染病霍乱病人为5647、1265和2214人,死亡数分别为52、2、36人。为此县政府指定医院施行霍乱预防接种,并开设临时时疫医院,对患病人员进行治疗。仅在1932年7月5日至10日,鄞县仁济医院和红十字会医院公会合办的时疫医院、南郊临时时疫医院、县立临时时疫医院及国医临时时疫医院施诊所共收治霍乱例,其中治愈7790例,死亡225人。

  宁波沦陷期间,也有疫病暴发。1945年,登革热暴发,系从福建调来宁波的国民党军队传染病带来所致。次年鄞县城区传染霍乱4000多人,约占当时人口的2.7%,死亡率较高。鄞县西乡梁山伯庙庙会,百余香客同时发病,老人、孩童、孕妇得病者都死亡,一时棺木供不应求,甚至有2户合盛一棺。

  尤其是1940年10月的鼠疫在鄞县危害尤甚。1940年10月27日上午六七点钟,日本军用飞机一架窜犯鄞县城区,中午12时又一架日机飞于宁波市区上空,在东后街靠开明街一带闹市区上空,撒下带鼠疫杆菌的面粉、小麦、传单,造成鼠疫灾难。10月30日,有一家豆浆店里死了1个人和2个小孩。接着,东后街同顺提庄、前街胜利昶西服店、上海书店都有死人,疫势蔓延,人心惶惶。11月2日,华美医院将开明街俞元德的腹股沟淋巴结液和静脉血液接种于小白鼠,培养出鼠疫杆菌,确诊为腺鼠疫。11月5日,《时事公报》防疫专刊上发布《巨祸》告题曰:“城区开明街、东后街一带,发现鼠疫症!鼠疫症为最可怕的传染病,已发病廿人,都于三天内死去。未发病的,请赶快设法预防。这不但有关于个人生命,对于公众安全,也是一个极大的威胁。”这次爆发的鼠疫,严重危及鄞县人的生命,仅10月30日至11月28日染疫死亡达103人。

  考察近代鄞县防控疫病情况,与古代相比,可以看到出现了新的情况,鄞县防疫工作也有新的做法,主要是:

  第一,设防疫机构。民国期间,为防控疫病,鄞县设立防疫机构。主要是卫生委员会,管理防疫工作。1927年,鄞县政府设立卫生委员会。1931年市县合并后,于5月2日,市县卫生委员会合并,改为鄞县卫生委员会。比如,1932年筹设传染病特种医院,制订计划,进行募捐,1936年完成。此外,设立“时疫病院”。针对城乡传染病流行,鄞县设立临时“时疫病院”,主要是仁济医院的临时时疫医院、县立临时时疫医院及南效临时时疫医院等。1947年2月以这些临时疫区医院为基础,设鄞县县立宁波传染病医院,专治传染病。

  第二,出现西医治疗疫病。古代是没有西医治疗,也没有医院设立。但1840年后,随着宁波开埠,外国医院及西医在宁波的广泛传播,有利于对疫病的诊治。诸如,鄞县城区华美医院(市第二医院),始建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美国基督教浸礼会传教士玛高温,在鄞县城区北门佑圣观厢房开设小诊所施医传教,兼售西药。1915年,兰雅谷捐资在旧址建男病房和手术室,并改名为华美医院。鄞县县立中心医院(市第一医院前身),创办于1913年6月,院址在县学巷,仅三厢楼房一幢,初名鄞县公立医院。此外有仁济医院、普仁医院等,医院开办,用西药治疗疫病已经成为防控疫病一大特色,也是近代防控疫病新情况、新变化。1946年,华美医院收治白喉病人133例。

  第三,隔离措施实施。在防控疫病过程中,鄞县当局对患疫病者实施隔离的措施,发现病人头痛发热、昏睡等症象,立即进行隔离。比如,1940年10月,防控鼠疫就采用隔离措施。11月2日夜间,封销疫区,隔离病院各部,共收容疫区住民253名,其中61名死亡。还有逃出疫区未及时收容死亡32名。《时事公报》对此就有提到:“如发现头痛、高热、鼠疫腺肿(类似横痃)、昏睡等症象的病人,立即送到开明街民光戏院扑灭鼠疫临时办事处(电话二三0六),诊断确实后,送交南门外大禹王庙隔离医院。接近病人的家属,须将全身衣服脱下,剃光头发,沐浴清洁后,更换另备衣服,并离开疫区。”《时事公报》对此有过说法。《时事公报》云:“因疫区内人民不守法规,在被封之时,设法潜逃。此种事实,时有所闻,现在正在竭力搜集,已有多起追还原区,并将其避匿处,派消毒队消毒。政府为防疫势蔓延,把发源疫区居民,一概强制居住原住区。恐逃窜各方,一旦疫发传播他区,是望全县(指鄞县-引者)人民,一经发现疫区(请参照本月三日甬报所载县府报告)。居潜逃在外者,无论已在发病或尚未发病(鼠疫有潜伏期二至七日,不隔离七日以上仍有发病之危险),均电告二三00,追回到隔离处。发现离似疾病,即电告一四0一号(民国戏院临时隔离院),请医师诊断,勿任意到公私立医院,独遭拒绝。”

  第四,开展清洁卫生。清洁卫生对于防止传染疫病能起到重要作用。针对当时鄞县公共卫生诸多陋习,近代的一些有识之士加以抨击,主张清洁鄞县城区卫生的防治疫病。1926年6月9日,邬一蝶曾在《时事公报》发表文章,以辛辣的笔法讥讽了民国官场临时抱佛脚似的公共卫生举措。在邬一蝶看来,正是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公共卫生举措,才出现了“虎列拉”(霍乱)等疫病的出现。刘启敬在《四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也认为,搞环境卫生,开展清洁运动,诸如清理阴沟,取缔露天粪缸和私有厕所,处置垃圾,这样才能使得“传染病预防”。

  宁波“细菌战”后被焚烧的“疫区”。

  在舆论督促之下,鄞县多次开展清洁运动。据民国《鄞县通志》所载,12月15日为夏、冬两季大扫除日,进行清洁卫生大扫除和清洁检查,时称“清洁运动”。次年7月,县政府组织捕蝇队,开展灭蝇。同时出台《清洁道路规则》《设立公坑取缔私坑规则》等卫生法规,加强对道路、公厕、粪便等管理。

  来源 | 鄞响客户端

  记者 | 乐承耀

  编辑 | 超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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